从1978年到2017年，福建、广东和浙江三个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增长超过了400倍，改革开放红利在这些地方身上体现最多。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所不同。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显示，从1978年到2017年，福建、广东和浙江三个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增长超过了400倍，改革开放红利在这些地方身上体现最多。另外，凭借近十年的快速增长，西部的贵州等地增速也位居前列。

福建“爱拼才会赢”

这其中，增速最快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山地最多、平原最少的省份福建，1978年以来GDP增长了485.6倍，高居第一。在全国的排名也从第23位上升至第10位，是位次上升最多的省份。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福建经济增长最快，其中一大原因是基数较低。计划经济时代，福建由于地处海防牵线，重工业、大项目布局相当之少，铁路等基础交通设施十分落后，是中央投资在地方布局最少的地方。基数小，所以就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增长的倍数也就多。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抓住了侨、台、海这三大优势，充分运用中央给的先行政策，发展起来。比如首批四大经济特区中，厦门位列其中。福州也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早期台资企业也大量布局福建。这些都推动了福建与广东一道，走在对外开放的前列。

“福建人自己也很努力。”丁长发说，福建人经商意识浓厚，也敢于冒险和打拼，比如闽南人强调的“爱拼才会赢”精神，在发展民营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其中，泉州是福建著名侨乡，也是福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连续多年经济总量位居福建省首位，辖下的晋江诞生了著名的“晋江模式”。

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交通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福建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所有地级市都通高铁的省份，在市市通高铁的同时，还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在基础设施大规模改善的情况下，福建大大拓展了沿海港口的经济腹地，提高了辐射半径，同时各种生产要素重新聚集，经济增长也不断加快，人均GDP甚至超过了广东，成为金融危机后东部沿海发展最快的地区。

在GDP总量增速位居第一的同时，1978年以来，福建人均GDP增长了271倍，在各省份中也位居榜首。

东南沿海民营经济贡献大

在福建之后，邻省广东以482.6倍的增长率位居第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依靠毗邻港澳和侨乡的优势，经济率先崛起。另外，在首批四大经济特区中，广东就占了三个，其中深圳从昔日的小渔村，发展成目前中国内地经济第三城。

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日前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的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上介绍，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广东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斐然。数据显示，1978年至今，广东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6%，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速快3.1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增速快9.7个百分点，经济总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

40年来，广东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先后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中国香港地区、2007年超越中国台湾地区。若按照去年的平均汇率计算，2017年广东GDP折合美元达到13312亿美元，进一步逼近“亚洲四小龙”中经济总量最大的韩国。

增长超过400倍的还有浙江。计划经济时代，浙江也处于海防前线，重工业和大项目在浙江的布局也很少。因此，1978年，浙江的GDP仅为江苏的一半，仅位列全国第五。

丁长发说，浙江的文化底蕴深厚，经商氛围最为浓厚，所以改革开放后，这种商业氛围优势很快显现出来。浙江是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县域经济最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方。

从位次的变化来看，相比1978年，闽粤浙三省的位次都大幅提升，其中：

福建从第23上升至第10，上升了13位；

广东从第5上升至第1，上升了4位；

浙江从第12上升至第4，上升了8位。

闽粤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增长最快的省份，有诸多相似的因素。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三个地方都是山地较多，平地较少的地方，人均耕地较少，很多人为了生存，就只能经商，商业氛围浓厚。另外，这些地方原有的国企较少，计划经济时代的沉淀少，原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也比较小。

相比之下，这些地方民间的力量比较强大，又有大量的港澳台和海外侨胞资源，在改革开放后，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快更方便。彭澎说，改革开放后，闽粤浙的经商传统马上被激活，原有的不利因素也变成了有利因素，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更紧密，经济也随之迅速崛起。

这三个省份之后，江苏和山东的增长幅度位列第四、第五。其中江苏从计划经济时代至今，名次一直都位居前列，大部分时间都在前三名内。也就是说，江苏在改革开放之前，本身的基础就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其中，领头羊昆山是台商投资集中区，曾以“笔记本电脑之城”闻名，高峰时期全球新上市的笔记本电脑每三台就有一台产自昆山。

贵州领跑中西部

除了前五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之外，贵州、新疆、内蒙这三个西部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速位列6到8位。可见新世纪以来，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有明显成效。

这其中，贵州是西部省份后发赶超的一个典型。在过去一段时间，贵州一直处于人均GDP倒数第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2010年10月26日，贵州召开史上第一次工业发展大会，推出“工业强省”战略。同年12月26日，108家央企投资贵州47个项目，总投资达2929亿元。有了央企的推动，贵州的投资驶上了快车道。2011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达5100亿元，增长60%。2012年固投达7809.05亿元，比上年增长53.1%。

在工业强省的同时，近年来贵州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在大数据方面，顺应大数据产业革命大潮，重点打造以大数据、高端电子信息制造和高端特色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集群和中国内陆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最终搭建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智能终端生态体系。

自2014年启动大数据发展战略以来，贵州在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社会治理重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贵州已有大数据企业8900多家，产值超1100亿元。每年有上万名相关人才流入。

今年2月，中国内地的iCloud转由云上贵州运营。有专家预测，仅iCloud这一项业务，将为贵州每年带来1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收入。 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苹果、高通、谷歌、微软、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富士康等200多个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项目落户贵州，投资总额超过了2400亿元。同时，贵州本地还发展了白山云、易鲸捷、数联铭品、小艾机器人等大数据企业。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贵州在2015年摆脱了人均GDP垫底的位置。除了贵州之外，包括陕西、河南等的增速也比较快，在全国的位次，比如河南和陕西在全国位次都提升了4位。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苟以勇对第一财经分析，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增速也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经济总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也会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这个时候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后期阶段，进入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阶段，增速也会随之减缓。

相比之下，包括贵州在内的中西部很多地方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中期，仍处于爬坡阶段。以贵州为例，前几年贵州的交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东部产业转移落地加速，房地产、物流、新兴产业等刚起步，经济处于爬坡阶段，增速也比较快。

彭澎说，原来中西部一些后发的因素，现在却变成了优势，比如地价、劳动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劳动力也会考虑性价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业。

苟以勇说，贵州等地增速较快，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准确地把握了政策和时机，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在大力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又抓住了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机会，抓住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比如贵州不光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会，还适时抓住了大数据发展的机会，同时大力发展烟酒茶、旅游等产业。

数据显示，2017年贵州旅游业延续“井喷式”增长。全省旅游总人数7.4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40.0%；旅游总收入7116.81亿元，增长41.6%。

另一方面，包括贵州在内的不少中西部地区原有的基数比较低，因此一旦发展起来，经济增速就会显得比较快。而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增速也会随之减缓。“不过总体来看，中西部不少地区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未来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苟以勇说。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河南人口规模很大，城镇化水平又相对滞后，到2017年才刚突破50%，比全国低了8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这也意味着发展潜力很大，目前河南处在高速城镇化的阶段。